家住武汉三镇的三名女婴，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早熟特征，乳房开始发育。愤怒的家长不约而同地把祸首指向厂家。
除了武汉三镇的三名女婴，江西省奉新县10个月女婴、上海到银川货运山东省临沂市8个月女婴也出现早熟症状，另有广东湛江3个月男婴雌激素检测超标——他们均自出生就喝所涉品牌奶粉。常理而言，尽管这些都属偶发病例，难有十足的说服力，但对于每个婴儿来说，此事关乎健康权益，不容忽视与怠慢。遗憾的是，当三名女婴的家长向工商局投诉，工商局让他们找质检所，质检所则表示不接受个人申请，无奈只好找到医院，医院称没有检测能力。
奶粉里的激素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在责任这个皮球面前成了无妄的谜语。上海到银川货运摆在公众面前的是这样两个纠结的事实：一方面，相关企业公关部负责人信誓旦旦，“我们的产品肯定没问题，都是经检符合国家标准后出厂上市的。我们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另一方面，该品牌奶粉的营养部门负责人来到了武汉，先后去了小菲家和小霞家，甚至谈及赔偿额度的数字问题。如果说这些语义暧昧的传闻不足为信，有一点是肯定的：国标或新国标早就失之公信，何况乳业新国标里并不涉及激素，原因很简单，因为此类物质根本不能出现在食品中——这就好比奶粉检测不需要查砒霜一样。
三鹿之后，奶业已无民族品牌之传说。靠忽悠消费者垒砌的市场大厦，迟早害人害己，天诛地灭。上海到宁夏托运物流,我们对无良企业或疑似无良的企业无话可说，毕竟逐利是商家最大的嗜好，你不能要求人家天天为道德情操传经送宝——而放眼国际上所谓优良的社会责任血统，往往都有强悍的司法制度打底。回到疑似激素奶粉的事件上来，最令人愤懑的，仍然是职能部门的态度：一者，质检部门“不接受个人申请”已经不是第一次耳闻，貌似是很有国情意味的“惯例”，问题是，在社会组织发育并不完善的当下，除了受害的消费者，我们难道还指望企业自己将的疑似问题产品送给质检部门要求给个水落石出的答案？二者，事情发生到现在将近一个月，“有消息人士透露，武汉市疾控中心日前在收到3名女婴疑因食用奶粉出现性早熟的相关材料后，已将问题上报至武汉食品安全委员会，疾控中心称目前无法就此事发表意见”——为什么食品卫生安全部门的行动如此迟滞？为什么简单的激素检测结果就是呼之不出？甚至，搞到现在，谁也说不清哪个部门最该对疑似问题负责。
这就是乳业安全检测的现状。这就是食品卫生部门为人命关天的质量安全例行作为的现状。上海到宁夏托运物流,阴魂不散的三聚氰胺，疑云密布的激素事件，某些大牌乳制品的法律义务与社会良心如同一匹驰骋在荒野上的狼。当制度只具有观赏意义、当权力遇事则退避三舍，市场上就不会有公平正义，当然也不会有人相信善恶有报，有的就只是谎言也算成功、激素也当食品贩卖的丛林法则。真相只会迟到，当然不会不到——然而，被发现和尚未被发现的性早熟的孩子，他们不是小猫小狗，他们有权利要求权力尽早对那罐奶粉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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