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市长黄奇帆2010年9月12日在重庆大学演讲时，透露了该市“忽悠”惠普前往投资的一些细节。这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故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重庆市在进行经济调研的时候发现，全球从原材料工业到装备工业，到一般消费品电子产业，市场几乎萎缩了30%~40%。但有一种产品当年居然还是正增长，这就是笔记本电脑。
究其原因，原来是失业率暴增，很多人失业后在家玩电脑了，黄奇帆认为这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另一种“口红效应”，每当经济不景气，人们的消费就会转向购买廉价商品，而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
失业男人不涂口红，但他们玩起了价格并不高的笔记本电脑，窝在家里上网。这是一个商业机会。
此外，黄奇帆还向惠普抛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写得太浪漫，它讲的是世界加工贸易水平分工，品牌商下单，代工商组装，全球零部件供应链供应，按此逻辑，物流成本极高——真正运行这个模式，违反经济规律。
重庆市准备反玩一把。黄奇帆认为，合理的逻辑应该是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70%~80%零部件本地造，物流成本归零。
惠普的总裁反问，你怎么做到80%本地化，现在又没有零部件厂？
黄奇帆显然是有备而来：“如果你给我做400万台，我只能跳长江了，如果给我4000万台，我不用招商，我一说有这件事，零部件厂商会蜂拥而来，而且我们的组织效应能够使得它们2~3年出产品，80%能够本地化。”
“然后就打赌，如果三年达不到零部件80%本地化，由此引发的一切比上海、江苏物流成本高的那部分重庆市政府财税补贴，当然我不愿意补贴，赌一把，把自己逼上绝路，置之死地而后生，”黄奇帆说，“我们合同真有这一条。”
拿下惠普，当地就劝说惠普的总裁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厂老板写信，力劝他们赴渝投资，甚至直接把他们“携带”到重庆，问他们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到重庆投资。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重庆市先让本来做零部件的富士康从惠普手里搞到每年2000万台整机的代工订单，相当于从广达、英业达等嘴里抢了一块肉，随即广达、英业达在一周内火速派员赴重庆考察、投资，以防富士康夺走更多订单。
不过，世界级大厂到重庆，并不是几张订单就能解决的，巨量零部件即商品的物流成本，可以令这些企业在一夜之间落户，也能令其一夜之间飞走。
重庆市采用的做法是，通过设立保税区及保税港区的方式使其拥有国际贸易便利，同时通过铁海联运使其与沿海相比，在运往欧洲的运输时间上少一天半；打通欧亚铁路大通道，使其西去欧洲的铁路在途时间为13天，比沿海地区走海运少一倍的时间；此外，航空直飞欧洲的时间仅为12小时，也比沿海地区少。
重庆目前已经获批两个保税区（或港区），分别是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面积10.3平方公里，是国内面积最大的综合保税区）和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规划面积8.37平方公里）。
目前国内已经设立8个综合保税港区，重庆市为什么能在不到1年前刚设立一个保税港区后，又“搞到”一个综合保税区？
原因在于，重庆市的这个综合保税区与国内其他一些保税区“先有窝后有鸡”（本处指先争取到保税区再去招商）不一样，该市的保税区是“先有鸡后有窝”。
不过，重庆市在IT领域也有缺失，譬如富士康等企业在将其深圳工厂向内地转移时，重庆市就没能抓住这个机会，上海到银川货运当地在致力于抓全球产业转移商业机会的时候，却在沿海的产业转移中出现了盲点。 |
